在金东化工厂，通过文化大革命的“战斗洗礼”，何大福经受过了“严峻的政治考验”，使他在政治上开始成熟。
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那年，何大福正好20岁，因为“根正苗红”，当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“积极分子造反派”。金东化工厂是全县最大的工业企业，所谓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一下子成了全县文化大革命的“红色革命根据地”。那些日子里，只觉得每天热闹闹的，工厂经常停工闹革命。游行、戴高帽子、写大字报，个个浑身是劲。当时的化工厂共有800余名职工， 一下子分两派，厂里科长以上的十几名干部，全部都有了“问题”。1966年9月3日这一天，当时的党委成员、人事科长成洪平时“出人头地”太犯嫌，被厂里“造反派”们制作了一个又大又高的帽子，戴在头上，胸前还挂了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“坚决打倒反革命分子成洪”，用红叉一画，走在最前头。跟在后面几个戴小高帽子的是厂里原来的积极分子。几百人跟在后面不断呼号，往县城游行，直奔当时县委，要求当时的县委书记邹平表态坚决撤成洪的职。从此，化工厂造反派打响了全县造反的第一炮，这个根据地红极一时，在当地折腾了好多年。
在那个年代，当时的金东化工厂“一把手”万庆彪真是受足了苦。他身高近1.80米，气度非风，1964年何大福刚进化工厂当工人时，万庆彪到车间视察，威风凛凛、仪表非凡、一身正气，就象战争影片中的那些大将军。全厂每个员工在他手下干工作都觉得是幸福、是光彩的，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一到，他一下子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，过后竟成了“死不改悔”。原来是“指挥员”的他现在也当“战斗员”， 到全厂最苦的造气车间拖板车、运煤。那时他已四十多岁，每天拖几十板车的煤，确实令他够受的。这项工种，企业都是在外面请苦工干的，现在轮上他了，这叫“劳动改造世界观”。何大福也不知道他当时怎么干得动的，怎么熬过来的，这还不算，最令何大福难忘的一次，是他上台挨批斗的那天，他开始挂了块大牌子接受造反派的“革命大批判”。谁知会场气氛越批越激烈，最后呼叫的人高喊着让万庆彪跪下来低头认罪。万庆彪连忙跪下来，还没跪稳，只见当时的造反派一名骨干跑到他的背后，用穿着厚底的皮鞋往他背后的腰部猛地踢了一脚，万庆彪当场“啊唷”一声趴了下去。过后他又慢慢地爬起来重跪在地上，那个造反派接着又是一脚。连续两脚，何大福见了，好象不是在踢万庆彪，而是在踢他，他不忍心看，把头低了下去。
从那天以后，何大福竟对毛泽东主席关于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，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”的号召产生了怀疑，并消极参与。对那些被批斗的、被关押的、被撤职查办的干部都给予同情，并暗中帮助。记得在斗争最紧张的那几天，万庆彪被关在临时腾出来的房间里，每天由专人送饭，全是最糟糕的饭菜，那时何大福还是“造反派”轮流看管人员，经常乘人不注意，将自己吃的排骨、红烧肉之类的菜从窗子里递进去，令万庆彪又怀疑又感动。何大福的这个异常表现，很快被造反派头头发现，他们认为他革命意志不够坚定，逐步从“积极分子”贬到一般“革命群众”，不久，又把他划到“保皇派”一类。
但是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万庆彪作为被打倒的走资派，是要“株连九族”的，万庆彪的爱人在另一工厂干人事科长，也受到“株连”，变成走资派家属，不仅化工厂的员工没有人敢与她联系，就连她本单位职工也不敢跟她啰嗦。有一天，何大福骑车上县城，正见万庆彪的爱人从单位下班回来，一个人走在街旁，孤苦伶仃的。何大福连忙从自行车上跳下来，跑到她的面前，喊了一声：“张师傅！”万庆彪的爱人叫张凤仪，那时候兴叫“师傅”。在这特殊的危险时候，有人敢在大街上称她“师傅”，她对何大福望了半天，上下直打量，因为何大福从来没与她有接触，他认得她，她却不认识他。
“我是化工厂的小何。”何大福向她自我介绍。
“……”她两眼大股大股的泪水直淌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说句老实话，当初何大福保万庆彪与他老婆的时候，只是出于一般员工的一点良心，也是出于对自己敬慕的老领导一点同情之意，根本没有想到过后万庆彪还有“解放”的这一天。一个“死不改悔”的走资派还能“东山再起”吗？！20岁的小何大福根本没有这个政治经验。谁知，1971年万庆彪还真的获得解放，又重新恢复当厂长兼党委书记，何大福也成了文革后金东县工业系统第一个入党的青年积极分子，又是厂里第一个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“以工代干”干部，并且他还受到万庆彪等许多老干部的高度信任。万庆彪爱人1979年得了癌症，临死前何大福去看她，她又说：“小何你真是好人，文化大革命老万倒霉成那样，只有你敢理我们！”
每每想到何大福文革中的表现，万庆彪都认为：这样的人，我们不信任，谁信任？！我们不用，谁用？！